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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窥宋代理学教育对佛教的借鉴和吸收——李宁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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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封建社会里,儒家经学在教育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。先秦子学阶段的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,使得儒学主导地位得以确立;汉唐经学阶段的笺注疏解,巩固了儒学的经学地位,但也正是因此使得儒学僵化、保守,向繁琐、空洞和虚无发展,有的学者,终其一生也不能通晓一经。进入宋代之后,这种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,而东来的佛学,给儒家思想造成重大的冲击波,在与儒学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,也促进了儒学的变革和发展。宋代的儒学家适应大一统社会的需要,以原有的儒家教育思想为基础,积极吸收外来文化,尤其是佛学的有益成分,重新建构儒家学说,开创性的产生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教育形式——理学教育。

一、理学教育思想中的佛学印记

宋代理学家们在建构理学思想时,一方面极力排斥佛学思想,一方面又不断接受佛学思想的浸染。著名思想家侯外庐在他主持编纂的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四卷中说到:“辟佛的宋儒本质上往往不是佛学的批判者,而是批判的佛学者。”

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张载,形成者程颢、程颐,集大成者朱熹,以及理学中另一派别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,他们的思想,或多或少的都与佛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,而且,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著名的学者,基本上都有出入儒释的经历。佛学渗透到儒学中来,是宋代思想和理论思维的一大特色。

张载,宋代理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,在理学教育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他的学说,尤其是他关于人性论的论述,为以后的理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据史料记载,张载读书“益穷六经,至释、老书无不读”。故而张载虽然是在批驳佛教宣扬的佛性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人性论,但不能否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。他说:“释氏之说所以陷为小人者,以其待天下万物之性为一,犹告子‘生之谓性’。今之言性者汗漫无所执守,所以临事不精。学者先需立本。”[1]他认为佛性以人生来就有的本能为性,容易使人无所立,而进一步的无所执守,是不完善的。他在统合儒家性善论和佛性的基础上,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观点。他认为,人有“天地之性”和“气质之性”,气质之性是人本有的自然之性,而天地之性是至高无上的太虚本性,是至善至美的。每个人在出生之时,秉受天地之性,被赋予了具有优良道德品性的可能,但由于秉受的阴阳二气的偏差,各人所受的“天理”多少不一,掺杂了邪恶、欲望等杂质,气质之性产生。但是气质之性可以变化,普通人可以通过养性、学习、知礼来抑制气质之性,从而不断修养到纯粹的天地之性。张载以水和冰的关系来形容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:“气之聚散于太虚,犹冰凝释于水”[1]。早在盛唐时期,佛教名僧神秀提出,人能否超凡入圣,关键在于能否排除杂念,排除了就能使真如显现。所谓真如,在佛教看来,是指不变的最高真理。与他同时代的净觉,进一步阐发:“众生与佛性本来共同。以水况冰,体有何异?”[1]将佛性之成,比喻为冰之成水。就三者而言,气质之性和修行的僧徒,好比是冰,教育的过程和排除杂念的好比是加热的过程,天地之性和真如佛性好比是纯粹的水。“作为佛学的批判者张载,在他的二元论体系中也受了佛学的某些影响,他的‘变化气质’以求合乎天地的理论,便是转识成智的儒家版。”[1]侯外庐先生的这段议论还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
理学思想的形成者程颢、程颐,在伦理道德教育的哲学层面,提出了著名的“理一分殊”说。这一学说是他们在吸收佛禅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。《二程集·遗书》中记载:“问:某尝读《华严经》,第一真空绝相关,第二理事无碍观,第三事事无碍观,譬如镜灯之类,包含万象,无有穷尽。此理如何?曰:只为释氏要周遮,一言以蔽之,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。”[1]他们将华严宗的理事关系概括为“万理归于一理也”,万理即指事,一理即指理,就是理一分殊的意思。他们借用理一分殊的佛教理论,来说说明道德德规范里蕴含着共同的道德原理,是就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意义而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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